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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法前奏篇

    这就造成了一可怕局面。分裂后的吐蕃一盘散沙,对于宋朝来说,它不仅不再是一面抵挡西夏南进的屏障、一支牵制李元昊子孙的力量,而是一祸胎。

    王韶《平戎策》里说欲取西夏,必先复河、湟。我方抢先得到河湟,西夏人就有腹背受敌之忧。这是利。如让西夏人先得到河湟,后果不堪设想。那时西夏骑兵没了后顾之忧,向宋朝发兵力度会比李元昊时期更强。秦、渭两州首当其冲,兰、会2州先被割断,古渭境陷入瘫痪。这就造成以前范仲淹、韩琦、狄青等人都不曾面对过的恶劣形势。

    仁宗时期,李元昊哪怕打穿了陕西路,都只有一条路可走,就是继续进兵、挺进宋朝腹地。这看似一条光明大道,可那会激起宋朝人陷入死地后的剧烈反抗,除非李元昊能一战定中原,不然他得不到什么具体好处。可如西夏人得到了河湟,情况就不同了,他们可向西南发展,在四川武胜县位置建立堡垒,之后随时可发兵侵袭洮、河两地,宋朝陇蜀等州郡都在攻击范围内。那时宋朝怎么办?等于面临了一大片新战场。如发兵去救,陕西方面、开封附近兵力都会被分散,那样处处戒备,等于处处松散,等于无备。党项人随意选哪里进兵,都会让宋朝应接不暇…

    局面恶劣到那一步,宋朝基本就算死梗了。原因很简单:想抵抗?只有增加军队。增加军队?就要多加粮饷。多加粮饷?大宋唯一能立于周边各蛮族环绕下还能保持生存的武器——经济,就注定了崩溃!到时救无所救,从根子上烂掉了…偌大的文明之邦、幅员万里的大宋朝,居然被区区新兴的野蛮小族西夏人搞死,想想都让人恨得撞墙!

    而这都源发于最初始的那一点——是否保得住河湟!这也就是后来对王韶《平戎策》的最大争议。反对派们说吐蕃河湟部一直以来都是“不叛无争”的朋友,你放着敌人不打,先对朋友下手,搞得众叛亲离。有什么好处呢?往好里说,打赢了,把河湟抢过来了,可那就直接和西夏人对话,也等于多开辟了一战场。万一打不赢或打得变成温吞水,那宋朝等于平空多出来一大堆敌人,这不是多一片战场的问题,是既多战场又多敌人的问题!

    而且很不幸,这在以后成了事实。但有点必须指出:之所以宋朝和河湟吐蕃没完没了的掐来掐去,那完全是反对派的错!以高太皇太后、老混蛋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们。把神宗皇帝、王安石、王韶等人连年血战抢回来的土地,都无偿还了回去,逼得亲政后的宋哲宗、志大才疏的宋徽宗不得己还得发兵去抢!

    而历史证明了:河湟部只要去抢,宋朝必胜!得到它后,虽多出了块战场,从数量上和西夏人抢得河湟后,在宋朝四川部开战一样。但性质截然不同!在四川,是大宋腹背受敌、应接不暇。在河湟开战,是西夏人腹背受敌、应接不暇。这是最根本、也最显著的区别!

    这点都看不清。旧党们如不是一群蠢猪,就是睁大眼睛说白话!为铲除异己,连国计民生、国家安危都不顾了!

    讨论出战争的必须性后,王韶还谈到了得到河湟地区后的后续性。打河湟不同于打西夏。西夏那片地方,除河套平原一小块外,全都是穷山恶水、沙漠戈壁,老实说那种破地方。白给宋朝都不惜罕!但河湟不一样!

    首先,打河湟这概念就不对!应是“收复”因这片土地在以前一直都是汉族人的,安史之乱前。这里还是辉煌大唐的领地。是吐蕃人趁着安史之乱,乘虚而入偷窃了它!之后200年间汉人自顾不暇,久而久之,就把它遗忘了。现在宋神宗时期,各满腹经纶的“大儒君子们”竟理所当然地把它抛弃!

    河湟地区土地肥沃“所谓湟中,浩亹,大小榆,枹罕,土地肥美,宜五种者在焉”它完全可自给自足,不必宋朝中央向它拨款运粮。其实多简单,用脚趾头想想也能明白:这片土地能养着唃斯啰成功对抗李元昊,无论如何它都是物产丰富、出产稳定的!

    至此,打赢后怎样后续也己清楚,王韶又更进一步阐述了征服河湟的根本性原则。他不是好战成性的人,并不想杀光赶尽那里的吐蕃人,然后派去大量汉人去移民。那样也不现实,汉人是个特殊种群,他们在必要情况下,的确可四海为家,哪怕飘洋过海,也能在大洋彼岸繁衍生息。但如自己土地有得种,还被迫去移民开荒的话,事就会闹大…

    王韶的主张是征服河湟、收编唃氏,再通过他们去收编羌人,最终目的是连吐蕃加羌人都归到西南的武胜或西北的渭源等城,让他们习用汉法,变成以前延州的“铁壁相公”李士彬、环州的慕恩那样。虽是异族、却为大宋尽忠的精锐部队!

    得其力、不畏其变,这才是利弊权衡后最合适的一个办法!

    至于河湟本土,则定要由汉人主持大局,军队入住,自给自足。具体办法,王韶归纳出《和戎六策》。它会在之后的军事行动里体现出来。

    熙宁2年(1069)2月2日,富弼被任命为宰相。3日,王安石升任参知政事、大宋副宰相。

    变法前的最后一次谈话。神宗问唐介“王安石当宰相怎样?他是文学不可任?吏事不可任?经术不可任?到底哪点不达标”唐介答“王安石很好学,但拘泥于古法,议论很迂阔,如让他当宰相,定会变更现有的法律,让天下不得安宁”

    转过身来神宗问王安石“别人都说你只懂经术,不晓世务,你怎么看”王安石答“经术正是用来治理社会的妙药良方。后世一些所谓学者,迂阔蠢笨,根本没学会,才会说经术无用”

    神宗再问“那么让你来治理国家,你首先要做的是什么”王安石斩钉截铁一句话“变风俗,立法度”

    谈话结束。从此之后神宗皇帝对王安石言听计从、变法正式开始!请问这是咋搞的?“变风俗,立法度”这6个字有什么魔力?

    魔力超级大!这是古代最了不起的一种学术。这种学术让春秋战国时一个个国家只要想富强、想在弱rou强食环境中屹立不倒、发展壮大,就必须要遵从它,甚至于秦始皇消灭六国,统一天下,都以它为根本!

    那就是光耀后世、却只能隐藏在儒家学说阴影里的法家!

    翻历史书,不管谁有什么样的见解,都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事实:天下是法家子弟打下的、却被儒家学说摘了桃子。没办法,法家讲究实效,所以能创世。儒家教人守礼。让既得利益者喜欢。法家巨大的治世力量,一边让统治者们深深忌惮,一边又让他们无法舍弃,于是造成一现象:很多有为的君主都是“外儒内法”的。神宗皇帝就是其中一个典型。

    他在还是颖王的1065年时,手抄了一整本法家经典典籍《韩非子》,抄完后拿给自己幕僚看,检查有没有错处。不巧被当时的侍读孙永看见了,这位儒家子弟立即翻脸,哪怕对方是皇子。也撇着嘴冷笑一声“韩非险薄,无足观”儒家学说博大精深,仁义道德啊,可惜除了一条条人生语录外。没半点治国创业的具体办法。

    神宗当时不想把事搞大,笑了笑“我就是给书架多添本书,并不是喜欢它”

    这时他在王安石身上找到了共鸣。王安石是个很妙的人,很会耍花招。他开口闭口都是古代圣贤尧舜禹怎样。其实都是挂羊头卖狗rou,内里所做的都是法家行为。

    “变风俗”儒家学说最大目的就是让风俗纯朴,人民不管自服。“立法度”儒家从来都是以笼统的仁义道德来“治国”从来都鄙视“术”想想王安石后来一条条的具体法令。那是什么呢?

    这次谈话让君臣两人心有灵犀,也注定了后来和朝廷里所有朝臣的矛盾。包括那些初期支持他们、后期变成死敌的人。

    儒家和法家,从来都是不可调和的…

    9日,司马光当面向皇帝请求罢官,去外地。皇帝不许。

    1069年2月27日,一叫“制置三司条例司”的全新部门成立。顾名思义,它是以国家财政总署三司省为根基,研究怎样生财的特殊部门。这部门凭空出现,直接把改革变法的事务都揽了过去,什么东府、西府、两制、内侍,都没你们份,一边呆着去!

    熙宁变法正式开始!历代史书接着就开始介绍各具体法令的内容、颁布的时间及遇到的困难。但试问这样翻天覆地的大变革,只在神宗和王安石达成法家治国理念后,就直接上了马,是不是太儿戏了呢?

    从1068年4月4日、史书记载的君臣两人首次谈话到1069年2月27日变法正式开始,这期间有10个多月时间,宋神宗和王安石朝夕相处,相信他们的讨论也一定多方多面、涉及到大宋帝国的每一个角落,至少有三个重点必须详细考虑:

    1那是个大秘密,就是这次变法的大宗旨!所有举措如不建立在这大前提之下,那么一切都失去了意义。不过可惜的是,查遍史书,不论古人的还是近现代的,对此都一字不提!或许是他们没看到,或许就是别有用心地给删除了…

    2变法的速度。急进还是缓变?这是个大问题。要比具体变法措施更重要,我们清楚,一件事成功与否,不仅与它立意有关,更与它做法有关。聪明博学如王安石、谨慎小心如宋神宗,这个最起码前提,定会考虑到。只是出于对第一点,那个大秘密大宗旨的遵从,才不得己最终选择了急燥的做法,王安石要让国家迅速富强、极快地增加国库厚度。这是无可奈何的,可也为最终的失败从一开始就打下了伏笔…

    3变法的涉及层面及具体法令。变法牵动的是一整条互动互补、一荣俱荣、一损百损的利益链条,哪一点出了错,都会让帝国承受不可估量的打击…

    这三点讨论过后,在宋神宗和王安石心里,变法己有了一完整宏观的蓝图,到了这时,才能进行实际cao作。

    实际cao作让副宰相王安石全面躲在幕后,将富弼提升为宰相,以他的威望来镇抚局势、安定人心。而“制置三司条例司”也同样让王安石当副手,名义上的负责人是即将提升的另一个宰相陈升之。接下来王安石的“新党”班底成员们,就成了一被争议了近千年的问题…

    此时的王安石不可能有什么亲信集团,那么谁来帮他呢?只能从日常交际的朋友中去选,这样的前提就决定了人才的质量和数量。第一个人便是吕惠卿。这人在后来骂名满天下、举世皆知、遗臭万年,让新党、旧党都摇头。甚至直接把他的问题也加在王安石头上…(未完待续。。)